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建設農業強國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基礎。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要立足國情農情，體現中國特色，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從我國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看，建設農業強國必須立足三大現實，從三個維度解決三大問題。

一是超大數量農業人口下的農業強國建設，必須解決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問題。我國最大的國情農情，就是農業人口多，在農業領域就業的勞動力多。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17715萬人，占全國勞動力總量的23.6%，雖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7%，但高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1%，更遠高于同樣屬于人多地少的東亞國家的日本（3.38%）和韓國（5.14%）。2020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7.7%。換句話說，23.6%的勞動力只得到了7.7%的收入，農民整體上收入水平低就不足為奇了。誠然，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一定是不斷減少農業人口以至接近發達國家農業勞動力所占比例的過程，但從我國實際國情看，這個過程應該比較漫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真正使農民變為市民并不斷提高素質，需要長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流動，是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歷史時期都會存在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農村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農村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農民的土地不要隨便動。農民失去土地，如果在城鎮待不下去，就容易引發大問題。這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這是大歷史，不是一時一刻可以看明白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筆者判斷，即使按照黨的二十大的規劃，到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強國，這個過程仍然不可能完全結束，仍然會有大批農民選擇留在農村且不會退出承包耕地。因此，在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必須著力提高土地生產率，提高務農農民的收入水平。事實上，農民從第一產業獲取的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來越低，2021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931元，其中，來自第一產業的經營凈收入為4292元，僅占22.7%。

由于我國的城鎮化是不完全的，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全國尚有2.07億農業經營戶。這些農戶中真正以農業為生的有多少呢？根據農戶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比重分別為80%以上、50%～80%、20%～50%、20%以下為標準，把所有農戶劃分為純農戶、一兼農戶（農業兼業戶）、二兼農戶（非農業兼業戶）和非農戶，運用農業農村部固定觀察點的數據進行計算，2003年，四類農戶所占比例分別為11.18%、23.14%、32.4%和33.28%，到了2016年，四類農戶所占比例演化為2.9%、9.85%、23.21%和64.04%，非農戶所占比例急劇上升。

因此，對于不同類型農戶要采取與現代農業連接的不同方式：對于純農戶，主要推動其逐步提高經營規模，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和裝備水平，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并把一部分純農戶培育成為家庭農場；對于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中來自農業收入較多的一部分，主要給他們提供以生產托管為主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提高土地生產率從而提高這兩類農戶從農業中獲取的收入水平；對于二兼農戶中來自農業收入較少的一部分，以及非農戶，要給他們提供土地流轉甚至退出的機會，使他們專心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以提高收入水平。通過提供不同形式的服務，使各類農戶在農村都能夠各得其所，并且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二是超大超剛性農產品需求下的農業強國建設，必須解決農產品自給率不高的問題，不斷提升農業競爭力。根據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競爭力強是農業強國的標準之一。21世紀初期，我國主要農產品都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進入第二個十年以后，由于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雙增長，導致主要農產品成本快速上升，逐漸失去了國際競爭優勢。2021年，我國每50公斤稻谷、小麥、玉米、大豆的總成本分別為129.51元、109.48元、110.93元和275.6元，美國則為76.67元、93.76元、48.23元和113.28元，均遠高于美國。同時，由于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2004年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逆差基本呈逐年擴大的趨勢。2021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3041.7億美元，同比增23.2%。其中，出口843.5億美元，增10.9%；進口2198.2億美元，增28.6%；貿易逆差1354.7億美元，增42.9%。從進口結構看，大類農產品只有蔬菜和水產品仍然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且處于貿易順差。包括一直具有較明顯競爭力的水果也從2018年起出現貿易逆差且逐年增加。

這種情況說明，從我國人地關系看，食物供求會處于長期緊平衡狀態，消費升級導致肉、奶、水產品等動物性蛋白和食用油、食糖等產品的消費數量遞增，消費結構的變化還通過產業鏈傳導帶動了大豆、玉米、大麥、高粱等產品的進口。總的來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飼料產品上，實際上，大豆、高粱甚至進口的部分小麥也是用于飼料生產。從2020年起，大豆進口量超過1億噸；2020年和2021年，玉米凈進口量分別達1123.7萬噸和2834.3萬噸，均為上年凈進口量的2倍以上。按照我國的糧食口徑，自給率已不足80%。而且，從進口國別看，大豆、玉米的進口國家主要是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少數國家，很容易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2020年，少數國家宣布禁止稻米出口，我國一些大城市居然出現居民到超市搶購糧食的現象。俄烏沖突也一度造成我國糧食價格的波動。這說明，我國糧食安全是很脆弱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始終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頭等大事。確保糧食安全，就要貫徹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強化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物質基礎，健全農民種糧掙錢得利、地方抓糧擔責盡義的機制保障。”“樹立大食物觀，加快構建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

第一，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優化糧、經、飼結構，生產更多的大豆、玉米，減少進口壓力。

第二，充分利用草原、江河湖海等資源，發展食用林業、畜牧業、漁業及微生物產業，提供多元化食物來源，滿足14億人多樣化的食物需求。

第三，不斷延長產業鏈，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利用水平，減少加工過程中的浪費。

第四，不斷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通過機械化提高農作物產量，在收獲、儲存、運輸和加工等環節減少損失。

第五，貫徹反食品浪費法，反對各種形式、各個環節的食物浪費。

第六，落實“長牙齒”的耕地保護硬措施，切實保護耕地，按照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對耕地種植用途進行管控，堅持農地農用，耕地主要用于糧食和棉、油、糖、蔬菜等農產品及飼草飼料生產，永久基本農田重點用于糧食生產，高標準農田原則上全部用于糧食生產。

第七，加強高標準農田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按照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不僅要切實完成高標準農田建設年度任務，還要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要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推進重大水利工程、中小型水庫及引調水、抗旱備用水源等工程建設，加強田間地頭渠系與灌區骨干工程連接等農田水利設施建設。

三是超小規模生產主體下的農業強國建設，必須解決規模經濟問題，逐步完善農業經營體系，提升產業韌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三次農業普查結果，全國共有農戶2.3億戶，其中農業經營戶2.07億戶，規模經營戶398萬戶。按照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15.62億畝計算，農業經營戶戶均7.5畝。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屬于超小型規模。這樣小的經營規模，必然帶來生產成本高、新技術采納周期長、兼業化水平高等難題，與現代農業的要求背道而馳。

從世界范圍看，人多地少的國家和地區主要依靠租賃手段解決經營規模過小問題，如日本和韓國。進入21世紀以后，各種制度創新逐漸拆除了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和生活的藩籬，如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尤其是2007年出臺的物權法把農村土地經營權界定為用益物權，2008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并長久不變，極大地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加上地方政府以獎勵和補貼為主要手段的強力推動，農村土地流轉速度和比例快速上升。2012—2014年，年均土地流轉分別為21.5%、26%和30.4%，分別比上年提高4.3%、4.5%和4.4%。但政府的推動同時也推高了經營主體對土地的使用成本，從而推高了農產品生產成本。從數據上看，我國主要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喪失恰恰開始于土地流轉速度最快的這幾年，其中的因果關系不言而喻。可見，在現階段，由于大量在城鎮就業的勞動力還沒有完全在城鎮落戶，城鎮化是不完全的且滯后于工業化，因此，完全依靠土地流轉來實現規模經營是不現實的。實際上，從2015年開始，全國土地流轉速度開始大幅度下降。截至2021年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達5.57億畝，占家庭承包經營總面積的35.4%。但從經營規模看，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占74.8%，10～30畝的農戶占9.3%，30～50畝的農戶占2.2%，50～100畝的農戶占0.9%，100～200畝的農戶占0.4%，200畝以上的農戶占0.2%。可見，土地流轉總規模不小，但遠沒有形成理想的經營規模，更沒有改變我國農業小規模經營的基本特征。

事實上，中央一直強調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早在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提出為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民提供產前產后的社會化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要注重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作用，培育各類專業化市場化服務組織，提升小農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改善小農戶生產設施條件，提升小農戶抗風險能力，扶持小農戶拓展增收空間，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指出：“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事實上，不僅2億多小規模農戶需要社會化服務，那些流轉了幾百畝甚至幾千畝土地的經營主體仍然需要某些環節的社會化服務以便降低經營成本。很多地方的經驗表明，通過社會化服務能夠把分散的小農戶連接起來，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形成另外一種形式的規模經濟，稱之為服務規模化。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指出：“要以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為抓手，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三大體系”建設，找到了超小規模生產主體下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路徑，即通過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建設，為農民通過全程社會化服務，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價值鏈。

2021年，我國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數量分別達390萬個和220萬家，各類社會化服務組織增至104.1萬家，服務小農戶8900多萬戶，服務農地超過18.7億畝次。全國鄉村農機從業人員4957.36萬人，農機服務組織19.34萬個，其中農機專業合作社7.61萬家，全國農作物耕收種綜合機械化率達72.03%，為繼續推進服務規模化打下堅實的基礎。越來越多的農民合作社涉足農產品加工業務，隨著農業經營體系的逐步完善，農業產業鏈不斷延長，科技裝備水平不斷提高，產業韌性不斷加強，這些都是農業強國的重要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