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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中國縣域現代農業發展高層會議于11月27日順利召開，本屆縣域會同期舉辦了論文征集活動，并已將征集到的47篇論文編輯成冊。“中農富通”微信公眾號選擇部分第十一屆中國縣域現代農業發展高層會議論文陸續發布。今日與大家分享文章：論“后脫貧”階段的鄉村振興路徑與文化產業助力。

 

 

中農富通視頻中心出品-2021鄉村振興優秀案例

 

 

————論“后脫貧”階段的鄉村振興路徑與文化產業助力————

摘要

2020年“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后，減貧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相對貧困、散點貧困、偶發貧困、能力貧困、代際貧困和精神貧困等成為“后脫貧”階段的治理重點，治理方式向“綜合減貧”轉型、構建“動態脫貧”機制、強化“精神扶貧”作用，探索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聯動機制。作為產業扶貧與文化扶貧交集區的文化產業，依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構建完善鄉村文化產業支撐體系、融合體系和共建體系，使農民共享全產業鏈增值的收益，通過產業融合和城鄉融合助力鄉村的全面振興。當前，我們黨以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為抓手，帶領各族人民持續向生態文明轉型，全面貫徹可持續發展和新發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層面上追求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關鍵詞：共同富裕；民族地區；后脫貧實踐；鄉村振興；綠色發展；文化產業

對中國社會而言，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村的扶貧開發經歷了從區域扶貧開發到精準扶貧的政策演變，特別是精準扶貧方略實施后的脫貧實踐成效顯著、成就巨大。在脫貧攻堅偉大實踐中，全國上下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完成了這項對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鍛造形成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1]隨著減貧進入新階段，針對民族地區和特殊類型貧困人口特征，我國還將采用超常規手段與創新機制結合，短期、長期幫扶結合，短期內重點解決貧困人口生活問題，長期則需要重點解決發展動力和能力不足問題，并實施兜底政策。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往往具有山高路遠、資源匱乏、遠離市場等特征，民族群眾發展條件落后、貧困程度較深，因此，少數民族分布地區與深度貧困地區常常雜糅疊加，使得少數民族脫貧減貧及鄉村振興等任務艱巨。簡言之，我國少數民族受區域地理、歷史文化等影響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定適合少數民族深度貧困地區減貧脫貧新路徑是一項重要課題。因此，我們要發揮民族區域自治優越性，堅持分類施策精準發力，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構建互利共贏扶貧合作機制，堅持共享發展，全力推進綜合減貧和鄉村振興的高質量實現。

 

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黨，它始終把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中國在減貧領域取得的進步是一項歷史性成就，不但將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低限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全球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中國的“精準扶貧”理念與實踐，為全球減貧事業注入了信心、探索了路徑，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脫貧實踐提供了可靠經驗。

 

一、“后脫貧”階段的綜合減貧與綠色發展

 

以2020年為界標，中國解決了“絕對貧困”的難題，進入緩解“相對貧困”的新階段，即“后脫貧”階段。“后脫貧”階段起碼具有兩大特征，首先是指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之后進入解決“相對貧困”的新階段，但是，“絕對貧困”并非永遠消失，它有可能在特定情況下“死灰復燃”和暫時反彈，因此，鞏固脫貧成果特別是與鄉村振興全面銜接意義重大；其次是指這一階段的核心問題是解決“相對貧困”難題，其任務重心指向文化扶貧和精神扶貧，即常說的“扶志”與“扶智”相結合，產業扶貧更加走向專業化、精細化和特色化。

 

在“后脫貧”階段，改革開放40多年來形成的貧困治理框架中的許多理念和方法仍應堅持，但需要根據貧困的相對性等特征進行細致調整和完善。回顧歷史以總結經驗，中國的反貧困實踐中仍然存在“精神貧困”問題突出、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不足、解決“三農”問題與精準扶貧之間“缺位”的現實挑戰等。立足新階段反貧困實踐的歷史定位，必須要始終強化“精神扶貧”的作用，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探索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和構建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聯動機制。同時，扶貧理念應從消除“絕對貧困”向消除“相對貧困”轉變，構建“動態脫貧”機制；推進扶貧政策與農村發展政策融合，建立口徑一致扶貧大數據管理平臺；扶貧主體從政府主導向多元參與轉變，發揮各類主體作用。

 

毫無疑問，2020年是我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時間節點，然而，貧困問題并沒有就此終結，貧困群體已經由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物質貧困轉為精神貧困，收入貧困轉向支出貧困等。我國扶貧開發政策未來應該堅持“兜底保障是基本，創新發展思路與方法是核心，補償型政策是補充”的三大導向。因此，全面小康社會建成后的扶貧路徑需要創新思維方式，開發新的扶貧模式，達到可持續脫貧的目標。民族地區扶貧將面臨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經濟增長的相對減貧效應大幅下降，“福利依賴”及扶貧政策、低保政策銜接異化，城市化進程、人口流動導致更多貧困人口從扶貧政策漏出，以及文化的差異持續對民族地區貧困的減緩產生不利影響等挑戰。

 

簡言之，2020年我國取得“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后，減貧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相對貧困、散點貧困、偶發貧困、能力貧困、代際貧困和精神貧困等六類成為“后脫貧”階段治理貧困的重點，新時期扶貧工作應從精準扶貧向綜合減貧轉型。為此，在國家層面上應該通過建立貧困標準動態調整、城鄉減貧聯動、扶貧社保融合、減貧良性互動的“四項機制”，提升貧困對象穩定增收、市場競爭、融入社會、抵御風險、自我覺醒的“五項能力”，力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前，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綜合減貧體系。

 

我國進入“后脫貧”階段，改變貧困群眾的傳統活法，實現心態轉變對貧困群體的正向形塑，切實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以“精神扶貧”促精準扶貧進而推進鄉村振興，是構建精準扶貧長效機制的必然路徑選擇。在精準扶貧中，“文化扶貧”要進一步加強，因為它發揮著“扶志”和“扶智”的重要功能，所以，未來的“文化扶貧”要緊密結合精準特點，首先做到目標精準，滿足農民主體真實訴求；其次做到制度精準，構筑全面合理保障機制；再次做到措施精準，促進多方主體協同參與，真正實現文化軟實力帶動下的貧困村脫貧致富和鄉村全面振興等建設目標。

 

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我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使脫貧攻堅成果得到鞏固和提升的最佳手段，或者說，鄉村振興就是精準扶貧的升級版，只有通過鄉村振興頂層設計與精準扶貧微觀施策的相輔相成，才能更好地實現既定目標。因此，要統籌做好擺脫貧困到生活富裕的銜接，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和無縫對接。當前，中國貧困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鄉村發展正逐漸由低層次的脫貧向更高層次的振興轉變。要堅持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兩手抓”，不能有偏廢、搞取舍，更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做好兩者的統籌與銜接，才能更好提高各類資源的使用效率。

 

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2]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交會和過渡時期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做好二者的有機銜接和協同推進，既有利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培育長效脫貧機制，又有利于促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同時，只有抓緊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才能解決好“相對貧困”問題。從新時代的發展格局與長遠戰略來看，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必須立足綠色發展，依靠綠色發展，突出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統籌考慮農業生產、農村生態、農民生活，圍繞提升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創新體制機制，抓穩農民就業、農民增收，抓牢產業發展、質量安全。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農業農村綠色發展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客觀需要。

 

在“后脫貧”階段，像貴州、云南這類民族地區還應堅持“綠色發展，生態減貧”原則。政府綠色治理的制度設計，產業循環體系以及公眾綠色消費和低碳生活共同構成了綠色發展的“三方主體”行為框架，共同構建“三位一體，多元協同”的治理體系。民族地區綠色發展與減貧路徑和對策包括各類生態資源“三權分置”的制度創新，弘揚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態倫理文化及提升生態文化自覺意識，以生態資源、生態資本和文化資本促進民族地區產業結構綠色轉型升級，培育以生態資源為基礎的產業融合發展的“第六產業”增長極，持續實施和完善生態移民、生態修復、生態補償以及發展生態循環農牧業，開發和應用清潔能源等。

 

二、脫貧實踐銜接鄉村振興的文化產業與特色發展

 

在中國，人們已經很熟悉用文化產業“撬動”和助推脫貧攻堅；在“后脫貧”階段，文化產業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中依然作用甚大。2021年2月21日，新華社受權發布21世紀以來第18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該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提供有力支撐。鄉村振興離不開各方面的力量，作為產業扶貧與文化扶貧“交集區”的文化產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國家政策、資源稟賦、市場需求等要素驅動下，文化產業以產業的強滲透性和民眾的高認可度，通過產業融合和城鄉融合助力鄉村的全面振興。依托鄉村特色優勢資源，探索創新多樣化的鄉村文化產業發展模式，構建完善鄉村文化產業支撐體系、融合體系和共建體系，使農民共享全產業鏈增值的收益，為鄉村振興提供產業支撐。

 

打造鄉村文化產業不能走同質化、復制化的路線，要科學把握地域文化的差異性，注重地域特色，保存鄉土味道，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鄉村文化產業主要圍繞鄉村民間文化傳統和獨特文化資源，利用現代經濟理念和產業經營模式，發展相應的文化產業。首先，應該立足于當地的特色小鎮、農業遺跡、歷史文物古跡等，特別是那些具有厚重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古鎮村落、傳統建筑，建造一批特色博物館、展覽館，提升鄉村振興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氣質。其次，依托當地名人歷史、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民俗禮儀、傳統手工藝等，打造鄉村特色文化產業精品工程。此外，打造特色文化產業，除了依托鄉村別具一格的原真文化特質，還要融入現代元素，使鄉村文化重新煥發新的魅力。簡言之，增強創新意識，積極探索鄉村文化產業化發展模式，要推動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與當前消費需求相一致，構建起集“山水觀光、鄉村旅游、休閑度假、商務會議、康體養生”等文化產業化新業態，進而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增美。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優秀的農村題材影視作品為農村的發展建設提供了巨大的宣傳和帶動作用，譬如最近一年間播出的《阿壩一家人》《山海情》《遍地書香》《江山如此多嬌》等。文化旅游作為一種全新的旅游模式，把文化旅游與精準扶貧、農業產業開發、農民就業增收等有機結合起來，助力脫貧攻堅，創新鄉村振興路徑。特色鄉村旅游則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又一個重要突破口。鄉村旅游的蓬勃發展，帶領無數的鄉村走向振興，鄉村旅游帶來的市場經濟，讓農村的變化在短時間內超過過去幾千年的總和。在此背景下，各地方紛紛出招發展鄉村旅游，休閑農莊、特色小鎮、鄉村民俗和精品酒店等出現快速增長。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存在很多限制性因素，因此，民族地區是旅游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注重特色文化產業發展是民族地區旅游精準扶貧工作的有效路徑，對于提升整體旅游精準扶貧工作效率具有突出作用。

 

“互聯網+”時代作為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態，“數字化賦能”是農村實現精準扶貧的重要推力；借助現代傳媒興起的直播平臺，作為一種受眾獲取信息和特色文化產業“走出去”的嶄新方式，也為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另外，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世代相傳、與各民族人民實際生活密切聯系的、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各種民族傳統文化形式，它最大的特點是強調以人為本的技藝、經驗、精神的活態流變文化遺產。因此，開展非遺文化保護、傳承、創新等產學研活動，培養非遺文化創新創意人才，是非遺文化活態傳承和教育精準扶貧可持續、可復制的有效發展模式。

 

從長遠來看，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走特色發展之路，是推動鄉村文化振興的根本。民族地區“非遺傳承與女性賦能”的精準扶貧實踐和特色開發探索，是將鄉村全面振興引向深入的成功案例。在不少民族地區，譬如湖南通道侗錦，已經成功地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女性賦能相結合，大大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使傳統女性的角色在家庭與社會中因侗錦技藝的傳承與發展而發生微妙變化。在非遺傳統技藝繼承的基礎上，運用“侗族織錦”技藝，設計、制作特色旅游紡織品，以女性賦能相關技能培訓項目為載體，幫助農村貧困婦女提升技藝能力，激發其內生動力，有效地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婦女發展，助力脫貧攻堅，推動鄉村振興，探索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面對2020年后以“相對貧困”為核心的減貧新階段，在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和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應引入性別因素，以應對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相對貧困”的現實要求，并釋放貧困女性的減貧動能。“女性賦權”減貧作為當下國際學術界和減貧機構的普遍共識，在緩解“相對貧困”，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有著積極的效能。該模式在中國的實踐也說明了其適用性，但如何在減貧政策的設計中加入性別因素、如何在賦權女性特別是少數民族女性的過程中應對家庭內部的不平等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應積極塑造減貧和鄉村振興的性別理念，加強“女性賦權”減貧理論的中國化，并在精準扶貧、綜合減貧基本方略的指導下設計“女性賦權”減貧的相關政策，繼而將“女性賦權”減貧作為一種嵌入機制，為既有減貧模式提供補充和改進，進而促進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高質量完成。

 

三、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新鄉賢助力與共同富裕

 

精準扶貧是對傳統粗放扶貧的反思改進，鄉村振興是對傳統鄉村發展的更新換代，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之間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就能打牢鄉村振興的基礎；推進城鄉融合協調發展，就可以為鄉村振興持續助力；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能構建鄉村振興的優勢產業體系；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就可以確保鄉村振興的順利實現。鄉村振興是新的發展階段，一直持續到2050年，因此，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于前面幾十年的脫貧實踐。

 

鄉村振興要從整個經濟社會結構的重組、重塑與內生能力的逐步培養等角度打持久戰，要遵循鄉村變遷的規律，讓鄉村的自然資源、風土人情、傳統文化獨特價值得到充分的彰顯，未來的鄉村會是一個高品質農產品的生產基地，一個高顏值的生態空間，一個高品質的生活空間。做事業的關鍵在人。精準扶貧靠能人，鄉村振興靠各界賢達，特別是各類新鄉賢。新鄉賢可以說是賡續文化傳統、完善鄉村治理的有益力量。要立足鄉村實際，創優體制機制，搭建新鄉賢議事平臺，鼓勵和支持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和公共事業建設，打造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的鄉村治理新模式，促進鄉村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與公序良俗的形成。

 

鄉賢文化植根鄉土、貼近百姓，蘊含著見賢思齊、尊賢敬賢、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重要抓手和載體。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3]鄉賢是飽學之士、賢達之人，鄉賢文化則是一個地域的精神文化標記，是連接故土、維系鄉情的精神紐帶。千百年來，鄉愁牽動鄉賢，牽引著多少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重回故鄉，用自己的人生經歷為鄉民樹立榜樣；他們散發的文化道德力量澤被鄉里，成為凝聚鄉村社會的文化基因。

 

2015年和2016年的中央1號文件，兩次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而“新鄉賢文化”則分別被寫進“十三五”規劃綱要和2017年、2018年的中央1號文件。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農業農村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傳承創新“鄉賢文化”、留住鄉村的“靈魂”已成為最近五年間的社會共識，“鄉賢文化”與“新鄉賢文化”成為全國關注的話題，“新鄉賢文化”更被認定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內驅動力和人才支撐。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約。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積極引導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特別是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新鄉賢，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鄉賢，大約可以分為三類人：第一類是“離土鄉賢”，他們多是小時候在鄉下長大，后來長期在外地甚至境外工作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科技精英、商務人士等，由于父母親屬的關系，逢年過節回家看看，影響遠且間接。第二類是“在土鄉賢”，有點文化基礎，長居鄉間，人品較好、威望較高。第三類是，生于鄉下，后來求學、招工、招干后就在當地為官或工作，經常返鄉，辦事方便，照顧更多，影響近且直接。第二類新鄉賢包括那些當今鄉村里公認的民意領袖們，他們享有公共話語權，說話有人聽、辦事有人跟、群眾很信任；他們通過服務村民、致富經營、參與鄉村治理等，在鄉民鄰里間積累了巨大的威望、塑造了良好的口碑。鄉村振興的“牛鼻子”是人才和文化的問題，應該特別關注這些“鄉村草根英雄”。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廣大農民描繪了一幅“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美好愿景。^[2]鄉村振興是一場艱苦而漫長的跋涉，不僅需要資金、政策、人才，也離不開鄉土文化靈魂的代代相傳。鄉村振興的一項要義在于文化，文化傳承是鄉村文化振興的必然要求。如何結合鄉村實際，傳承、弘揚與創新鄉賢文化，實現傳統“鄉賢文化”向現代“新鄉賢文化”的轉變，重構鄉村文化并助力鄉村振興，是值得不斷思考和力行的。

 

對當下建設“新鄉賢”文化，還應該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新鄉賢應體現“公共精神”，以服務于大眾的主觀意識，對“鄉民”起到良好的道德示范效應。二是新鄉賢應順應現代法治，從角色功能而言，新鄉賢優勢是借助非正式制度的民俗、道德、習慣、傳統等資源參與治理。三是新鄉賢應引領地方經濟，面對現代化的飛速進程，新鄉賢運用自己的學識、閱歷、智慧和技能使自己和周邊的人富裕起來。他們應利用其經濟網絡，撬動社會資本，選擇正確行業，采取正確的方法發展經濟；以規模效應引導周邊的人效仿跟進，促進本鄉經濟的集約化程度，大大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基層經濟重組與發展。

 

可以說，新鄉賢發揮作用的形式由傳統的維持鄉村自治和實現禮俗教化，轉變成為鄉村振興提供重要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堅實的人才支撐。新鄉賢不僅為鄉村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而且也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內驅力。當然，新鄉賢文化的培育與建設，既要有開放視野，也要有不可或缺的底線思維；既要有一定的經濟效益等市場鼓勵措施調動積極性，同時，又要避免完全的功利化。當前，鄉村振興戰略在實施過程中，既要積極提倡、正面鼓勵與有效保護各類新鄉賢的“義舉”，又要嚴防各類鄉村惡霸或黑惡勢力的出現。當然，提升鄉土文化內涵，除了熱心的志愿者和鄉賢們外，還要發揮專業文化隊伍的作用。^[4]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告：“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5]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標志著絕對貧困的徹底消除、精神境界的歷史性躍升、制度文明的全新締造，以及社會有機體的有序運轉。事實表明，改革開放40多年來，全國各族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道路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當前，我們黨正以“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為抓手，帶領各族人民持續向生態文明轉型，全面貫徹可持續發展和新發展理念，努力在更高層面上追求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一場深刻社會變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一種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其基本特征是富裕、均衡、文明、幸福，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多維圖景。2021年5月20日，黨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5]確定了以浙江先行先試為全國實現共同富裕探路，浙江將在實干、巧干、創新干中用源源不斷的“浙江案例”“浙江素材”“浙江經驗”豐富和發展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實踐范例，率先蹚出一條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浙江路徑”。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29日.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傅守祥：《新鄉賢文化助力鄉村全面振興》，《中國文化報》2019年4月15日.

[5]《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傅守祥/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11月27日，第十一屆中國縣域現代農業發展高層會議順利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縣鎮經濟交流促進會、中國農業機械流通協會、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政府指導，中國農業大學農業規劃科學研究所主辦，北京中農富通園藝有限公司承辦，同時還獲得多家行業協會、單位以及眾多高校智庫的大力支持。會議全程采用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央視頻、百度、新浪等媒體對本次會議進行了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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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縣域會同期舉辦了第十一屆中國縣域現代農業發展高層會議論文征集、2021鄉村振興優秀案例征集、荷蘭南荷蘭省政府線上“中國周”等活動，共征集了31項鄉村振興優秀案例展示、47篇會議論文已編輯成冊。除此之外還有5場專題研討會，主題分別為“數據賦能農業農村現代化，助力鄉村振興”、“‘創新’促進鄉村振興戰略落地”、“鄉村‘美’不‘美’，關鍵看哪里？”、“2021年水產養殖綠色健康發展論壇”以及“第二屆南荷蘭省和北京‘未來都市供給和綠色發展’研討會”。